爱和血的二重奏

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客气。每次她来，妻总要问她收到了粹民的信没有？多半说有，或说没有。问她信里说些什么，则总是以一笑作答，想来该是我们问得多余。或许妻私下问过她，她也会向妻一个人公开她的“情书”的内容，但我既不问，妻也没有告诉过我。至于粹民每次给我的信，我都拿给她看，她看得仔细。

    第二次看到粹民是在半年之后，他到台北来休假。事先已经接到他的信，因此妻早就约好了秀梅在我家等。非常奇怪地，当他们相见时，粹民有一些不自然的表情，但很快地便恢复常态。然后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吃晚饭，饭后，粹民非常技巧地怂恿妻和秀梅去看电影，而留下我伴他一起。

    “我猜你有话跟我讲，是不是？”踱到比较清静的马路上，我这样问他。

    “我要告诉你，我有了一个重大的改变！”他的声音中有无法掩饰的兴奋，“我决定向秀梅求婚！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“当然，我乐意听到这个消息。”我高兴地回答。

    “不是，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，我是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客观意见。譬如说，我做了相反的决定……”

    “那就是说坚持你原来的想法？”

    “对了。”

    “很坦白地说，”我吃力地说出了一句，“我也赞成！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他的声音像是老师对小学生。

    “我觉得你结婚有结婚的理由，不想结婚有不想结婚的理由。我相信你的任何一种决定都不是一时的冲动，因此，你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。”

    “你这样一说，我的决定才是最后的决定。我告诉你我做这一决定的理由。”他顿了一下说，“这几年我对军人唯一的哲学——爱与死这两个字，自信研究得相当透彻，可是直到最近，